张真：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方法（狩野直喜与中国俗文学之四）
狩野直喜的治学特色或曰学风，用他自己的话就是“考证学”[1]：一方面，他以祖述清朝考据学为研究态度；另一方面，他又融合西方汉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
《魏晋学术考》
狩野直喜认为：
中国学研究有两方面，一是经史之理论研究，二是现实中国之风俗习惯研究。研究客体之不同，研究方法亦不同，换言之，一则由古及今，一则由今及古，前者乃和汉学者之方法，后者乃是现今西洋汉学家之方法。[2]
那么，“和汉学者之方法”和“西洋汉学家之方法”具体又是指什么？狩野直喜又是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的呢？
吉川幸次郎曾有过一个较为全面的解释：
（狩野直喜）对儒家经典心存敬意，不像同时代有些学者蔑视之。他将其作为为人处世的依据而不是绝对的教条，还将其作为古典，精读其注释，因此，他对儒家经典注疏史的价值判断与之前的日本学者不同。
他既不乏宋明理学的造诣，又对宋明人教条主义的曲解进行批判，推崇汉魏古注及对古注再注释的唐人之疏等冷静的解释，此外，也尊崇以古注为基础研究古代语言和制度、主张古典直读的清代汉学。
对清学的靠拢可以追溯到江户末期的松崎慊堂、海保渔村、安井息轩等人，狩野氏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所师事的岛田重礼即海保渔村的弟子。
狩野氏作为文部省留学生赴清留学后，开始正式全面地吸收清朝学术，这在他回国就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的讲义中就可看出来，以其全新的创始与当时旧有之日本儒学、宋明儒学及其他故步自封的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加之，他在上海留学期间，出入于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接触到了欧洲汉学的治学方法，这也成为其学风的另一来源。[3]
狩野直喜的中国俗文学研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这种考证学的运用，如他的《红楼梦》研究。作为现代学术研究的红学，其早期的两大研究课题，即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提出的“作者之姓名”与“著书之年月”，但王国维在该文中并没有对这两个问题作出回答。
早在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发表前十二年，森槐南的《红楼梦论评》（《紅樓夢論評》）一文曾就此问题展开探讨，但他基本上认同《桐荫清话》之说，即《红楼梦》成书于康熙间京师某府某幕宾孝廉之手[4]，这显然还不是今天学界所公认的结论。
狩野直喜的《红楼梦》研究晚于森槐南、王国维，且由于研究材料限制等原因，也没有得出今天学界公认的结论，但其在文中体现出的严谨的考证学风，是前述森槐南等人所不及的。
狩野直喜论及《红楼梦》的论述共有三篇，即前述的On the Authorship of the Hung-lou Meng and the Date of its Composition；1909年1月发表于《大阪朝日新闻》的《关于中国小说<红楼梦>》；1916年9月至次年9月在京都帝国大学开设的“中国小说史”讲义第十章《红楼梦》。
狩野氏对清朝制度与文学很有研究，曾出版过专著《清朝的制度与文学》，故他对《红楼梦》成书时间的考证颇为细致。
他认为《红楼梦》反映了清朝封建制度的腐败，欲知其始于何时，则考证该书的成书时间就显得极为重要，反之，也可以从清朝历史发展进程来推测其成书年代。《红楼梦》第九十九回出现了“军机处”，狩野直喜根据《皇朝通典》，认为军机处的设置是在雍正十年，但雍正九年（一说七年）就有了“军机大臣”，由此可见，《红楼梦》的成书一定晚于雍正七或十年。
又根据曾在《红楼梦图咏》题咏的诗人张问陶（生卒年不详）是乾隆年间进士，十五岁就能作诗，由此推测《红楼梦》的成书时间大概在雍正末年至乾隆中期。
而雍正朝以前，满人仍尚武，保留较多入关前北方骑马民族的勇武色彩，至雍正朝，满人逐渐文弱化，因此，《红楼梦》的时代背景是曹雪芹所处的乾隆初期[5]。
前文曾述及狩野直喜汲取了欧洲汉学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他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与欧洲汉学界展开对话，他也由此成为日本汉学界与西方汉学界交流史上的先驱者之一。
狩野直喜对西方汉学的关心，从在东京帝国大学求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他读过英国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关于中国佛教方面的论著6[6]，而留学上海使他有了直接接触欧洲汉学的平台，这个平台就是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7[7]。
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和广学会一起，成为当时上海中西信息交流的两大主流平台，狩野直喜经常到支会附属图书馆去查阅资料。
该图书馆藏书上万种，其中汉籍两千余种，其它也都是与中国有关的西文著作和杂志，这使兼通英法文的狩野直喜得到了解欧洲汉学的绝好机会。
那里还定期举行有关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讲座，在狩野留学期间就先后有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1866-1945）等人的讲座，狩野直喜得以借此结识了这些当时在上海的欧洲汉学家。
狩野直喜于1902年正式加入了北中国支会，会员类别为普通会员，会员身份一直到1920年[8]。
狩野直喜对欧洲汉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总结出两点：一，将中国古典文献作为外语文献，自觉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研究，这是欧洲汉学和日本汉学最大的不同；二，从来被中国、日本儒学家弃之不顾的小说、戏曲和以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民俗习惯，在欧洲汉学家那里成了热门的研究对象。
狩野直喜后来以较大的精力关注中国小说、戏曲等俗文学和以道教为中心的民俗学，并在讲学中频繁引用法国科尔迪耶（Henri Cordier，1849-1925）的《汉籍解题》（Bibliotheca sinica ,1878-1895）、英国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的《中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等西方汉学著作，与他在上海留学期间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此外，狩野直喜还于1912年9月开始远赴欧洲调查敦煌遗书，从北京经由俄国到达巴黎，在俄国时，受到汉学家阿克列夫的接待。
在欧洲一年多的时间里，狩野直喜遍访瑞士、意大利、奥地利、德国、比利时、荷兰、英国等国，或在图书馆调查，或与学者会面，此次欧洲之行使他与欧洲学者建立广泛的交游。
在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等人关照下，得以亲自调查敦煌写本，他调查的重点是经学与俗文学相关文献，做了三册笔记9[9]。狩野直喜出国调查的同时又很注意及时向国内学界报告最新信息。在俄国期间，就从彼得堡发来信件，报告俄国的情况：
科兹洛夫在甘肃的发掘品数量上虽然不多，但在学术价值上完全可与敦煌古书相媲美。其中西夏语掌中字汇、西夏文经卷、唐椠大方广严经、北宋椠列子片段、宋椠吕观文进注庄子、杂剧零本（没有时间仔细琢磨，但依我的判断这似乎是宋椠，比普通流传的古今杂剧版式要旧。如果真的是宋椠版，那么就是海内孤本，元曲源流从此有迹可寻，只可惜纸张破损太多）。[10]
狩野直喜归国后，分三次介绍欧洲特别是法国、英国、意大利等国汉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题为《续狗尾录》（《續狗尾錄》，《藝文》1914年第2、3、11号），这是当时第一篇系统介绍欧洲汉学的文章，信息量大而又能突出俗文学研究这一重点。
《长安之春》日文版
此文开后来石田干之助等人专事东西交通史及欧美汉学史研究之先河。狩野直喜还于1913年11月27日在京都帝国大学中国学会第一次大会上作了题为“敦煌发掘物视察谈”的调查报告，其后又有两次题为“关于敦煌遗书”的讲演（1917年12月2日第四次大会、1925年6月13日第十二次大会）。
狩野直喜很快注意到在敦煌写本中俗文学资料的学术价值，从欧洲回国后发表了《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材料》（《中国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一文，将自己抄写回来的作品介绍给学界：
《中国俗文学研究的材料》
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前后从敦煌千佛洞得到六朝至宋初有关经籍、佛典、历史、地理、文学的写本，数以万计，其中不少属于俗文学作品，即发现了雅俗折衷、散韵相间的押韵小说。
我往年在英法两京博物馆、图书馆中研究敦煌遗书时偶然见之，喜不自禁，乃将其中一部分抄录回来。遗憾的是，当时抄写的时候没有其它参考书，又没时间精读原文，遇到文字不清晰的时候，只好先照着字形描画下来，回来一看，完全不能通读的地方颇不少。
但我对此抄本尤为感兴趣的是，它们都是唐末五代的写本，换言之，元明以后之俗文学在在唐末五代时已出根芽。说到唐五代文学，我们通常直接就想到优雅典丽的诗文辞赋，而这种雅文学以外极俚俗的、为一般下层民众所喜爱的所谓平民文学，可从这些钞本窥知一二。
学者论述中国白话小说的起源，从来都引用明代郎瑛《七修类稿》等文献的说法，认为小说起于宋仁宗时期，我则认为有必要由此上溯到唐末。[11]
狩野直喜将通俗小说的起源追溯到唐末五代，这是该文的中心论点。
狩野直喜书扇面
当然，由于时代条件的制约，该文没有深入研究变文的语言、变文的构成、起源、演出方法等问题，但他作为敦煌俗文学研究史最初的论考则是无疑的。
[1] 《狩野直喜》，载《東洋學の系譜》第1集，第98-99页。
[2] 狩野直喜《中国人の通俗道德及び宗教思想》，《讀書籑餘》，東京：みすず書房，1980年，第197页。
[3] 《中国學文薮·解說》，第500-501页。狩野直祯也有类似的说法：“狩野直喜对于中国学研究的方向与方法的论述值得注目，幼年即亲近汉学、在东京帝国大学又师事岛田重礼，对‘和汉学者之方法’自然心领神会，其中也汲取了清朝考证学。此外，他作为明治初期的日本学者，以优秀的外语能力，关心并吸收了欧洲学问方法论。初次赴清留学期间，在北京就已经特地留意阅读从上海寄来的欧美汉学著述。第二次赴清留学在上海时，俞樾、孙诒让尚在，其出入于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更为直接地接触到了欧洲汉学的方法。后经大正初年的欧洲调查旅行，更将西方汉学方法加入到清朝考证学之中，成为日本儒学的改革者、创始者。”见《讀書籑餘·解說》，第572页。
[4] 森槐南：《紅樓夢論評》，《早稻田文學》第27號，1892年11月。森氏的这一点观点在后来是颇受关注的，笹川临风就曾引用并加以驳斥，宁认为作者是曹雪芹，见其所著《中國小說戲曲小史》，東京：東華堂，1897年，第108页。
[5] 狩野直喜：《中国小說<紅樓夢>に就て》，《大阪朝日新聞》，1909年1月17日；《中国小說戲曲史》，第136-137页。
[6] 《先學を語る》第1册，第175页。
[7] 关于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的详情，可参见王毅：《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8] 《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研究》附表《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会员表》，第297页。
[9] 《狩野直喜》，《京大東洋學の百年》，第14-17页。
[10] 狩野直喜：《海外通信》，《藝文》，1913年第1號。译文据神田喜一郎著、高野雪等译《敦煌五十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4页。按，科兹洛夫（Kozlov，1863-1935），俄国著名探险家、考古学家、东方学家，1907年，科兹洛夫在额济纳河下游接近居延海附近发现了西夏古城黑水城遗址，发掘出文物三千余件，其中包括《刘知远诸宫调》等重要的中国俗文学资料。
[11] 狩野直喜：《中国俗文學史研究の材料》，《藝文》，1916年第1、3號。此文有汪馥泉中译版，《语丝》第4卷第52期，192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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